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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鹏山:尽早开始经典教育,让孩子一生进退有依据
更新日期:2016-04-28

人生各有缺憾,但活下去,不就是为了能有一个更好的人生吗?教育,不就是让人建立一个更好的自己吗?一个孩子降临到你家,就是要让他的人生变得更美好。教育就是让人生变得更美好。没有对这个应然世界的想象,搞什么教育呢?

教育有很多种形式。针对全体国民的教育,是最基础的一种教育,也是不可忽缺的一种教育。在理论上,不是所有人最终都能接受高等教育,高等教育也不是每个人必须接受的,国家也没有能力让所有人接受高等教育。以人的个体之间存在客观差异的角度看,也不是所有人都有必要接受高等教育。但是,基础教育不同,基础教育是国家基本国策,国家有义务向全体国民提供基础教育,所有国民也有义务接受基础教育。基础教育是义务教育,更是必要教育,必须要——这既是全体国民必须要接受的一种教育,更涉及对教育核心价值的一种选择:在宝贵的全民义务教育阶段,什么教育,才是必要的?

很多家长把孩子送去各种特长班,周末都排满了,认为这很重要。比如去学体操,女孩子学学形体,难道不重要吗?重要。比如学乐器,女孩子懂点乐器不重要吗?也重要。又学书法,书法是人的脸面难道不重要?那也重要。但是,依此逻辑,重要的东西太多了,还有更多更重要的怎么办?教育的篮子只有这么大,能把所有的菜都捡到一个篮子里吗?捡到篮子里的也未必是菜。所以,重要的,不重要;必要的,才重要。必须从重要里面选必要的。基础教育,应该是必要的教育;高等教育才是重要的教育,教授专业,教授谋生技能。

那么,针对全体国民的基础教育,必要的教育是什么呢?

为什么我会想到这个问题?自上世纪初以来,废除读经,废除科举,向西方学习西式教育制度,但是,有没有人发现,我们其实疏忽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这就是——当中国全面引进西方教育模式、教育方法、教育内容时,我们有没有意识到,西方教育基础跟我们的不一样?不一样的地方,又在哪里?

我用一句话来表达:西方的基础教育,是基于有全民宗教信仰上的教育;我们的基础教育,是基于没有全民宗教信仰的教育。

这是一个巨大的差异。这是直到今天,在中国搞教育的人,尤其搞基础教育的人,一直没有意识到的巨大差异——西方的基础教育,有两个堂:一个是学堂,还有一个是教堂;而我们只有一个堂:学堂。最早引进西方现代教育理念的那些非常令人敬仰的伟大的教育先辈们,当时都没有意识到这个差异的存在,他们忘记了,西方的孩子除了在学堂接受科学与人文教育之外,还有一个受教育的场所,那就是教堂。他们的孩子一生下来可能就接受基督教或者天主教洗礼,读《圣经》,参加各种宗教活动,一本《圣经》陪伴一个人终生。《圣经》就是西方人的传统文化经典教材,教堂就是西方人的无处不在的受教育场所。但是,我们只看到西方的学堂,没有看到学堂之外,还有教堂,始终在给人精神与道德上的双重支撑。这里说的西方,指的是文化意义上的西方,或者是以宗教信仰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西方。

对比中国现在,孩子的成长教育,只有学堂,没有教堂。中国是一个没有全民宗教信仰的国家。的确,有人信佛教,有人信道教,有人信伊斯兰教,有人信基督教,但这都是部分人的宗教信仰,而非全民信仰。因此在教育理念中,缺少一个基本的精神框架。学堂学的,只是知识和技能,但知识和技能并不能构成人的精神世界里最终极的那部分。最终极的那部分是什么?就是信仰。虽然西方宪法也规定不能将任何宗教内容带入学堂,但是,因为有全民宗教信仰的历史文化背景,孩子们会在学堂之外,由家庭带入另一个基础教育场所:教堂。这个重大差异,自上个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先行者引进西方教育制度之始,就被疏忽了。这一点疏忽,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仅仅依赖学堂的教育,不足以构成全体国民的道德基础,不足以构成一个国家的道德基础。

那么,有人问:中国古代,不也是没有全民宗教信仰基础吗?为什么就不存在这样的缺失呢?很好的问题。

因为,中国古代基础教育靠私塾。私塾教育,实际上是把学堂与“教堂”两个功能合并了。只要孩子进入私塾接受基本教育,他一定会读经,读“四书五经”。经典的作用,相当于西方教堂与《圣经》的作用,而又有西方不具备的好处。好处在于,因为不是宗教,传统文化的积累在世俗教育中没有障碍,不会涉及信仰歧视与冲突。即使有的族群信佛教或者信道教,但是并不形成冲突,因为儒教从来不是一种神教。所以,中国古代教育,一个私塾,实际承担了学堂和类似“教堂”的两个功能,既教授知识,同时为人们构筑一个精神世界,建立一个文化信仰。所以,古代中国虽然不像西方那样,家外有教堂,家里有《圣经》,但是,古代中国人私塾启蒙有《论语》。西方读《圣经》在教堂在家中,古代中国人读《论语》在学堂。接受儒家经典教育,是古代中国国家意识形态,也是全体国民的公共道德信仰基石所在。

西方的教育制度,有非常了不起的两点优势:

第一,知识系统更全面。不仅教授传统文化知识,还增加了自然科学知识。这一点对于人类的发展非常重要。在上个世纪,面对西方列强竞争,我们反思自己民族文化的时候,就发现中国的自然科学是远远落后于人的;

第二,以班级为单位进行教学。这种西方教育形式,可以使教学效率最大化。中国古代私塾,表面看好像也是班级教育,一个先生带着七八个、十七八个小孩读书,但实际上,它仍然是对一对的教学方法。私塾学生年龄大小不一,进私塾时间有前有后,学习进度也不一样。一个小孩可能去年来的,他拿本书,比如《孟子》,跑到先生那里背一段,过关了先生帮断句,布置下一段背诵。古文没有标点符号,需要由先生帮助断句,用毛笔这儿一点,那儿一点,句读到这儿,句读到那儿,断句完不讲解,学生下去背。然后,又一个小孩上来,他可能刚入私塾,刚开始读《论语》,先生也是先给他断句,学生下去背。然后,第三个小孩再上来……这种教育优势在于可以像孔子讲的那样针对不同的孩子“因材施教”,但缺点在于没有效率。要让全体国民都接受教育,私塾教学模式是有问题的。今天教室标准化,学生人数少的三四十人,重点学校坐一百多人的都有,坐得前心贴后背,一动不能动。为什么?追求效率最大化。这就是学习西方教育的优势。

我们学习、吸收西方教育制度,但是一定不能忘记西方在学堂之外,还有一个“教堂”;一定不要忘记,中国古代教育也曾经不止一个“学堂”。如果说,西方国民教育是两堂,学堂和教堂;那么,中国古代教育是三堂:学堂,祠堂和中堂。每个村落都有私塾学堂,每个家族都有祠堂,每个家庭都有中堂。学堂里有圣贤,祠堂里有祖宗,中堂挂五个大字:天地君亲师。所以,古代传统教育下,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全社会普遍出现信仰危机,道德危机,人格危机。

教育,不仅仅在教授知识,更需要给人们建立一个精神的世界与一个信仰的世界。

什么叫信仰?可以把两个字分开理解,一个是信,一个是仰。

信是什么?相信一个不确定的东西,或者说非常确定地相信一个还没有被确定的东西,这便是信。未确定的为什么要信?因为已确定的事实是知识,不需要再去信。一加一就等于二,信不信它都等于二。知识,信或不信,它都在那儿,跟你无关。信者,一定不是已确定的事实,而是不确定才需要去信。人生需要人们故意地去信一些东西。有这样的信,才能让自己的人生有一个依据。

譬如,人为什么要做好人?人们能找到一个知识即事实上的答案,一个科学答案吗?你说好人有好报,但我也可以举例说好人没好报;你说恶人有恶报,但我也可以举例说好人不长命,恶人活千年。对于有宗教信仰的人,他会这么回答:好人上天堂,坏人下地狱。那他证明了为什么要做好人了吗?他也没法证明。死去的人既不会回来告诉你真有天堂,也不会回来告诉你真有地狱。这就是人在确定地去信不确定的东西。要不要做好人,无关事实,有关信仰。

知识,让我们认知;而价值,需要信,需要认同。因此,基本价值问题不能讨论,基本价值问题只能让人认同。价值多元时代,有多元价值观,应许自由讨论,但是,不能混淆概念。譬如是否选择结婚,是否做丁克族,当然可以自由讨论多元选择,但人们常误把这些也当做价值问题。这不是价值问题,而是具体的人不同的人生选择问题。做一个好人这样的基本价值观,是不能讨论,不能多元选择的。人有人的底线,底线不能讨论。基本价值观就是做人的底线,良知就是做人的底线。底线只需要认同。

总有人问:我们为什么要读《论语》?两千年以前的东西了。这么问的,实际他已经预设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读《论语》有用吗?考试有用吗?找工作有用吗?对比一个信仰基督教的人,他为什么不会问为什么要读《圣经》这样的问题?首先,他读《圣经》不会想到有用的问题。其次,他即使想到《圣经》的功能,也会明白《圣经》在帮助他建立一个信仰体系,给他一个人生依据。每个信仰基督教的家庭,不止有一本《圣经》。孩子用孩子的,父母用父母的,出门旅游有简装本,家里书架上有精装本。但是在中国,为什么要读《论语》,仍然会被作为一个问题,不断被提出来,把不是问题的问题变成了问题。既然一定要回答,那我就来试着回答。

《论语》作为基础教育教材的价值,在于有三个体系。

第一,《论语》是知识体系。《论语》包含丰富的、密集的、精练的、非常纯粹的文化知识,文化含量非常高。举例说,一本《论语》五百多则,一万六千字,有一百多个成语,成语是最原始的出处,最原始的本意,不是成语字典里的教条。《论语》里几百则终生可以引用的格言,包含了大量的人生智慧。这种知识体系,跟今天的教材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读《论语》一年的孩子,与其他孩子差距有多大,不用考试证明。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山上走,走得有点吃力,才有提升。每一步走得很轻松,一定是在往山下走。教育也是一样的道理,往上走还是往下走,结果不一样,一个在山上,一个在山下。

现在小学教材,翻开一篇,不是“谁的尾巴长,谁的尾巴短。猴子尾巴长,兔子尾巴短,松鼠尾巴像把伞”,就是“西瓜大,芝麻小”,“小公鸡咕咕叫,太阳公公给它戴一顶小花帽”,还让学生都背诵。在孩子记忆力最好的时候教这些,能形成知识积累吗?有益于心智成熟吗?小学一年级学的,到二年级就没用了。不考试它就没用。现在的孩子,甚至读到博士、博士后了,工作了,还是心智不成熟。心智成熟需要做到三个方面:一,正确认识自己;二,正确认识他人和环境;三,正确处理自己和他人和环境之间的关系。但是现在的基础教育教材,本身不具有深入阐释和延伸的可能性。书越读越傻,不是书的问题,是读什么书的问题。最后这样到社会上去混,混得油嘴滑舌。这不叫成熟。真正的成熟很正派很规矩,同时温良恭俭让。

《论语》的第二个体系,是有一套价值体系。《论语》可以告诉我们:什么样的社会是理想的社会?什么样的政治是理想的政治?什么样的人是理想的人?概况起来,一句话:什么样的人生是理想的人生。

第二个体系,教会孩子做价值的判断,比第一个知识体系更重要。

《论语》,是一部关于理想的书,是一部帮助我们建立信仰的书。前面谈到,信是对不确定的东西信,基本的价值观不需要验证,需要认同。那么,什么叫仰?是相信一个比你高的东西,相信一个引你向上提升的东西。它不叫信服,它叫信仰,要往上看。所以,信,就是相信一个不确定的东西;但是这个不确定的东西,必须是让你想向上走的。不是什么不确定的东西都能信。让人堕落的东西不能信。信一个不确定的但引领你往上走的,才叫信仰。

前提有两个。第一,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人比我们崇高。我们可以甘于做普通人,但是不要以为所有人都跟自己一样普通,一样过普通的日子,甚至过一些不大光明的日子。这个世界上,有孔子、有苏格拉底、有耶稣、有释迦牟尼。人类是高贵的,但一定要记住一点:人类的高贵,并不是体现在所有的个体身上,人性的伟大和光荣也不是体现在所有的个体的人性上;人性的伟大和光荣,人类的高贵,往往体现在某一些非常特殊的伟人身上,他们代表着人性的光辉,人类的高贵,而我们绝大多数的人,要仰望这样的光辉,这就叫仰,信仰!

《论语》,就是给我们提供一个信仰。人活在现实世界里,但是现实的世界只是“实然的”世界,人追求的是“应然的”世界。人类世界和动物世界不一样,动物总是被动地适应环境,而人类会改变环境,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人类向往的更美好的世界,便是应然的世界。人类失去了对应然世界的向往,人类将会怎样?我们不仅生活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还生活在想象世界中。构成我们活下去的理由,不是此刻的世界,而是想象的世界,一个比今天的世界更美好的世界。

那些心灵鸡汤喜欢不断告诫我们说,“这就是现实”,“这就是生活”,忍着吧,你什么都改变不了,还有人比我们生活得更惨呢。这种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人看到别人没有腿,于是就叫我们不要抱怨没有鞋。这就是洗脑教育。人生各有缺憾,但活下去,不就是为了能有一个更好的人生吗?教育,不就是让人建立一个更好的自己吗?一个孩子降临到你家,就是要让他的人生变得更美好。教育就是让人生变得更美好。没有对这个应然世界的想象,搞什么教育呢?

读《圣经》,在于获得人生依据,懂得为什么要这样做人。这无关科学。正如《论语》也在告诉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人,也是给我们一生的依据。《论语》关乎理想、关乎价值判断,不理解这一点,永远不会明白文化是什么。人类需要建立一个彼岸世界,有彼岸世界,才能够对照现实世界进行终极审判。有这个终极审判的存在,人才能在平时检点自己的行为。信仰,在信,在仰望。文化的本质,不就是给我们一个信仰吗?上帝不是科学,上帝是信仰,上帝不在宇宙中,上帝在信徒心中。在心中,就是信。你信他就在,你不信他就不在。对孔子,对《论语》,也无关科学,而是信不信、仰不仰的问题。

《论语》能给我们什么样的人生依据呢?《论语》记载,有人问孔子,以德报怨,可以吗?孔子先反问那人:何以报德?然后,孔子给出了如何对待“怨”的答案: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孔子的话很简单,但是里面包含了他对种种价值之间的不断评估以及最终的价值判断。先看“以德报怨”,可以吗?具体到某一个人,就是我伤害你了,你不计较,你“以德报怨”,作为个体的人,这样选择没有问题。但是,孔子不是在回答一个人的问题,他要回答所有人在所有时间里能不能这样做的问题。孔子考虑的,是一个国家甚至整个人类的道德体系标准能不能够“以德报怨”。放在这个角度来看,马上有问题了。如果一个国家的道德体系的标准是“以德报怨”或者提倡、鼓励“以德报怨”,那会导致什么结果呢?所以,孔子要反问:何以报德?一个人做了坏事,还要对他好,那一个人做了好事,怎么对待他呢?一个人做了好事,对他当然要“以德报德”,那么,对一个人做了坏事也“以德报怨”,最后合并同类项便是,不管做好事还是做坏事,都有好报。如此,既不能制止人做坏事,也不能鼓励人做好事。对坏人好,意味着对好人的不公平。所以,看上去“以德报怨”是道德很高,是绝对的好标准,但到最后,不但没有促进社会道德的进步,反而会促退社会道德。

人是理性的动物,理性跟道德是两码事。所谓理性,是从个人利益最大化来自我考虑问题。道德不是要去改变人的理性,而是去引导人的理性,让做好事的人感觉有好报,让做坏事的人感觉有压力,引导其理性选择做好事而不做坏事。这不是在改变人性,而是在顺应人性。所以从建立道德体系的角度说,不能“以德报怨”。

那能不能“以怨报怨”呢?不能。“冤冤相报何时了”?最严重的是,“以怨报怨”会导致好人堕落得跟坏人一样。当一个社会提倡“以怨报怨”,实际上就在放任全社会的堕落,甚至鼓励全社会的堕落。所以,在如何对待“怨”的问题上,不能“以怨报怨”,也不能提倡“以德报怨”,所以,孔子讲“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对做好事的,以德报德,给予鼓励,让更多人做好事;对做坏事的,既然不“以怨报怨”,也不“以德报怨”,而是“以直报怨”。直是什么?是公正。对做坏事的人,该受什么惩罚,就给予什么惩罚,不特别宽恕他,也不刻意报复他,报之以公正的审判。

看,这么简短一段对话里,就包含着孔子对三种价值判断的考量。一部《论语》五百多则,几乎全是这样的价值选择题。《论语》,获得的不仅仅是知识系统,更重要的是价值系统,学会做价值判断,提升价值判断能力,成熟心智,明辨是非,懂得善恶美丑,一生进退有依据。

今天讲素质教育,搞素质教育,为什么那么多年越搞越糟?因为把增长知识误解为提高素质了,把技能教育误解为素质教育了。会弹钢琴,会写书法,会跳舞表演,是素质高吗?不是。把孩子累死了,素质也提不高。因为素质不是技能,不是知识性的考分,不是卷子上的标准答案。素质,是价值判断力。孟子讲是非之心,智也。是非,是一个人智慧的本质。懂得判断是非,能够做价值的选择,才是素质。素质,就是孟子讲的“四心”:侧隐之心、羞耻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一个人,有同情心;一个人,知道羞耻,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一个人,知道辞让,人间总有争夺,有争夺总要有辞让,这才叫文明;一个人,能懂是非,能判断是非,这四心,合起来就是四个字:仁义礼智,这才是素质。

这四个字,我们的教育都在强调,都在提倡,但是没有效果。为什么?因为没有落实在基础教育的教材上。“猴子尾巴长,兔子尾巴短,松鼠尾巴像把伞”,“西瓜大,芝麻小”,不会帮助被教育者形成知识体系、价值体系,不会建立人生的信仰与精神依据。文化落到实处,就是文化经典;文化经典落实到实处,就是进入基础教育教材。

一部《论语》,还有第三个体系,文化体系。

有人在电视节目里问我一个问题:既然读《圣经》可以成为好人,为什么一定要读《论语》?我当时有点生气。我说,读《论语》读《圣经》都可以让人成为一个好人,区别在于,学《论语》认同的是中国文化,学《圣经》认同的是西方文化。一个民族的教育,一定要让这个民族的孩子要有民族文化的认同感,然后才有民族的凝聚力。从个体人的角度来说,拿《圣经》来教孩子,没问题。但是作为国家能制订这样一个国策吗?中小学做这样教育规划,能这样想问题吗?教育不是还有一个基本功能,在培养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培养民族的凝聚力吗?为什么今天孩子那么喜欢过洋人的节日?我们的教育有没有让孩子们从小就从文化经典里获得文化认同感?

云南建水有一个孔庙。我在那里讲过一句话:在这样的边疆地区,一座孔庙抵得十万大军。那里离越南很近,离北京很远,为什么那里历史上认同北京不认同越南?因为文化的认同感。没有文化认同感,国家会最终走向分裂。陈水扁为什么在台湾搞去中国化?因为没有了文化认同感,台湾才会走向独立。中国为什么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没有中断过历史的民族?因为有文化认同感。历史是否中断,看文化的认同有没有中断。中国历史上,蒙古人进来过,满族人进来过,但到最终因为认同中华文化,文化没有中断。国家幅员如此辽阔,人口如此众多,地理环境、物产资源差距极大,为什么能够保持长久的统一?《三国演义》上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合久必分,是源于利益冲突,是政治的分裂,但是分裂之后,为什么又总是能够合起来?这就是文化凝聚的力量。中国几千年维护国家统一的最伟大、最恒久的力量,不是秦朝的军队,而是那些在乡村拿着一本线装《论语》,带领学生们朗读“子曰学而时习之”的私塾老秀才。当云南的孩子打开《论语》朗读“子曰学而时习之”的时候,北京、四川、青海的孩子同样在读,最后,他们心中都有一个共同的老师,孔子;他们的人生,都有一个共同的依据。《论语》是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是元典。元者何?始者也,经典中的“源代码”。

国人有中国人生活的美。从基础教育开始,教包括《论语》在内的传统文化经典,然后再把中国传统的琴棋书画教给孩子,那么无论在精神层面上还是在形而下的生活层次上,就会形成属于中国人真正的精神和气质。文明,才是一个民族真正的强大。

鲍鹏山:文学博士,学者、作家,上海开放大学教授,多所大学兼职教授,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委员等。央视“百家讲坛”主讲嘉宾,主讲《鲍鹏山新说水浒》、《孔子是怎样炼成的》。《光明日报》、《中国周刊》、《儒风大家》、《美文》、《中学生阅读》等报纸杂志专栏作家。

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古代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出版《风流去》、《孔子传》、《孔子如来》、《中国人的心灵:三千年理智与情感》、《先秦诸子八大家》、《论语导读》、诗集《致命倾诉》等著作十多部。作品被选入人教版全国统编高中语文教材及多省市自编的各类大学、中学语文教材。

2013年9月,上海创办浦江学堂。

2014年6月,北京创办花时间读书社。

2015年9月,北京浦江学堂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