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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路,我们取了一个名字 ,叫“让乡长亮瞎眼的路”——拉市海的选择
更新日期:2017-06-23  | 访问量:

于晓刚,环保NGO组织“绿色流域”主任。

人类学就在两个极端中摸索,能不能有一个人类学能够帮助原住民发展得更好,而且在发展中又能够很好地保护原住民的文化和他们的尊严?拉市海项目我们也在这样地探索。

于晓刚

大家好,我是于晓刚。过去我在社科院民族学所工作,后来我离开了民族学所,自己创立了一个民间组织,叫作绿色流域。绿色流域一直致力于关注少数民族的生态和文化。

大学毕业以后我到了民族学所,非常喜欢上山下乡去做调查,对少数民族的一些文化、生态知识特别钦佩。比如说云南元阳的哈尼梯田,它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这是中国唯一一个以少数民族名称命名的世界遗产。哈尼梯田从上到下,层层叠叠,犹如天梯。在春季灌水的时候,波光粼粼、晶莹剔透。

中原梯田最有名的就是大寨田。可是大寨田没有水也没有树,因为它的山头都已经剃平了。而哈尼族梯田的山上都是大树林。山有多高,水就到多高。因此我开始对少数民族地区的一些生态知识产生了兴趣。

1997年长江大水的时候,我到拉市海去做流域管理方面的一些调查,想了解长江大水的原因。拉市海是云南省第一个以湿地命名的自然保护区,后来它被列为国际重要湿地,因为小小的一个拉市海竟然有七八万只过冬海鸟。

但到了拉市海,我们就发现那里有几个非常严重的流域问题。当时很多纳西族的田地被大水淹没了,人们把原因归咎于上游彝族的天然林采伐,于是政府很快就出了一个禁止天然林采伐的禁令。

可我们进一步调查就发现:拉市海被水淹,远远不是彝族的问题,彝族不过是“躺枪”了。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当地政府要建立一个东方的威尼斯、高原的水城,要把丽江古城打造成一个旅游集散地。这样就得保证丽江的小桥流水,就要在拉市海建一座大坝,每年向古城供应3000万立方水,这个过程造成了大面积的农田被淹。

除了农业,渔业的问题也很严重。因为拉市海成立了一个湿地保护区,为了保护海鸟,出台了一个冬季封海的规定,海鸟来的时候就不能够捕鱼了。冬季封海一直持续到三月,鸟飞走的时候才允许捕鱼。但是当鸟飞走的时候,刚好是鱼繁殖排卵的季节。如果这个时候捕了鱼,那么后续的渔业资源就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我们发现这些问题实际上在很多国家都可能会出现,拉市海比较集中,但每一个问题都有解。后来我们找到了乡政府。乡政府非常欢迎我们,因为他们也向我们诉苦,说365天,天天有人上访。不是这个村子来,就是那个村子来,他们也是苦不堪言。

2000年,拉市海乡就成立了流域管理委员会,这是在乡一级建立的一个流域管理委员会,在中国还是第一只螃蟹。

刚才我们讲了那三个问题,大坝导致农田被淹,农民因为没有了农业的收入,只好加强渔业方面的投入和捕捞。但同时,为了保护海鸟,冬季封海,导致在渔业繁殖时期才允许捕鱼,结果一下子鱼子鱼孙一网打尽。

渔民们既不能在冬天捕鱼,又没了农业收入,所以在捕鱼期的竞争就非常激烈,几乎是在湖里抢鱼。他们增加了很多网具,网眼非常小,非常密。很多网具是非法的。

有这么多的问题,我就把湿地管理局、水利局、渔民代表都召在一起开个会,分析一些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活动是角色互换。我要求他们假戏真做,演得越真越好,捍卫自己的角色说出自己的理由。

比如当湿地管理所的人来装扮渔民的时候,说我们一定要捕鱼,如果我们不捕鱼就没有收入了,收入没了以后我们的孩子就不能上学了。

渔民来扮演管理所的时候说,我们为了国家,为了湿地来保护海鸟,我们不能失职。如果我们失职以后,那么我们可能会丢掉这个工作,或者我们就没有奖金了。

这时候大家就开始坐下来,把所有的问题都理清楚以后,以大家的立场,而不是湿地管理所和渔民各自的立场,来考虑拉市海的保护应该怎么做,渔业应该怎么发展。这样我们就发现这个乌龙政策开始解开了——

湿地管理所过去要冬季封海,这时候它就开始松动了,说只要渔民能够很好地保护它,可以做调整。渔民就说要建立一个渔业管理协会,搞一个渔业规划,制定合理的规章制度。这套规章制度中要有一句话:任何渔业行为都要保护海鸟。——皆大欢喜。

可是渔业管理委员会成立之后,并不是所有渔民都赞成或者是愿意加入。在3至6月份渔类繁殖季节,依然有一些渔民好像是故意地要下海去捕捞。

还有一些渔民,依然坚持用非法网具去捕鱼。这些渔业管理协会的成员走家串户,希望渔民们能听从渔业协会的管理,但他们想尽了一切办法,都没有用。

终于有一天,拉市海的悲剧降临了。拉市海到了无鱼可打的那天。过去拉市海每年的渔获量大概有300吨,给丽江带来了相当高的商业价值,可能有几千万。但是到了这个时候,拉市海的渔获量不足20吨。乡政府的报告是拉市海渔民的收入“忽略不计”。

我们看到一些渔民在没有鱼可打的情况下,晚上打着一个电筒到拉市海的浅水区捉蚂蟥,因为蚂蟥可以用来做药。如果有鱼的话是绝不会有蚂蟥的,但是没有鱼的时候蚂蟥就出来了。

这个时候渔民开始浪子回头了,那些过去带头用非法网具的,带头破坏规矩的回来了,来学习渔业管理的知识,来学习渔业的规章制度。经过了两年,拉市海的鱼突然多了起来了,而且很大。

渔业协会的会长阿六叔过去巡逻的时候老是被那些渔民骂,说你们这些人毁了我们的生计,骂绿色流域,也骂渔业协会,阿六叔都忍着,都不出气。结果两年之后老百姓都有鱼打了,渔业协会在开会的时候他们就回忆当时的情形,我们拍了这么一段。大家可以看一下。

不到最底不会反弹。最后到了最底,可以说救了渔业协会也救了他们。

渔业协会的管理进入了正轨,不久之后,它的功能开始逐步地衰降了。因为目标已经达成,大家都开始按规矩来捕鱼了。阿六叔现在组织了大量的渔民参与滨海湿地的生态旅游,比如骑马旅游等等。骑马旅游一天的收入远远大于渔业的收入,于是慢慢地,这些渔业协会的人都去搞骑马旅游了。

从另一方面讲,就是鱼已经不重要了,鱼的过度捕捞也没有了,鱼发展就很正常了。

这是拉市海下游的故事,我们现在从下游再到山上。这个是我第一次到山上,那个时候好像还有点年轻,差不多是二十年前。

去了以后我们先做调查。我们走遍了八个彝族村寨。这八个村寨有一个村子特别特殊,叫波多罗村。波多罗村在当地叫“第一”,也不知道祖宗怎么取的,是第一漂亮呢,第一美呢,还是第一富呢?但实际上在当时,它是第一穷的一个村子。

调查结束,我们要离开的时候,村长说我们还没喝酒呢,喝了酒这些才算数。我就说好啊,拿酒来,咱们干。结果后来等了半个小时过去了,一个小时过去了,一直没等到酒来。差不多四个小时以后,见着一个12岁的小男孩,全身都湿透了,抬着两瓶酒,说是酒买到了。这时候我们才知道,他们当地没有小卖部,也没有什么酒。为了喝这杯酒,这个小孩跑下去跑上来,用了四个小时。

喝了这杯酒之后,我心里就暗暗地下决心:这个村子我们一定还要来,和这个村子的合作一定会成功。

我们到这个村子里面的时候,就拿着一张大白纸。我们就问,你们有没有学画画的或者是想画画的?把你们村子里的一些风貌画出来。你们有森林,有河流,有牧场,有田园,有房子,都可以画出来,尽量地表现出来。

他们大多数人都上去画。画出来以后我们又问大家,这里边你们觉得哪些地方是最漂亮的?哪些地方还有不足是需要改善的?这时候他们就说,森林、牧场、河流,这些生态都是最漂亮的,需要保护。但是不足的是没有路,没有电,我们只有泥石流滑坡。

我们就通过这样一种大白纸作画的形式,把山、水、林、田、路、村寨都做了一个了解,并做了一个规划。我们把这个规划进行了整理,拿到乡政府。乡政府说,支持。我们又找到了一些基金会,基金会说需要多少资金,我们支持。

在中国,当时还真没有这样的小流域综合性的发展规划。三年之后,老百姓就说这个大白纸怎么那么神奇呀,一百年我们都没有完成的东西,这三年竟然就实现了。我们用自己的手,自己的脑袋,自己的规划,通了路,通了电,治理了一些灾害。这就是我们说的参与式的规划。

过去我们的规划是政府拿文件下来,政府有什么资金,老百姓要做一些什么配套。这个还算是好的。但是最差的就是老百姓都不知道,政府就修了一条路,修了一个水渠。过了几年社区就说,政府啊,你修的那个水渠漏了,你修的那个路断了,你们赶快派人来重新修一下吧。甚至说政府啊,你给我们的救济粮吃完了,你们再来一些吧。这就是一种输血式的发展。

而大白纸这样一种规划,是一种造血式的和参与式的发展。

项目刚开始的时候,山上的彝族青黄不接,没有粮食吃。乡长第一次和我们上去,他的同事告诉他,你要上山啊,带一袋面,见着五保户,你就舀两碗。乡长听了,带了一袋面跟我们的车上去了。

果真,乡长就专找五保户。找到五保户就舀了两碗面,五保户感激涕零,旁边的那些村民们都非常感动。接下来乡长又到了第二家、第三家、第四家,这样的感动不断地上演。

这时我就说了,我说乡长,这样做是不对的。作为乡长的责任应该是找到适宜的项目来解决他们的饥荒,而不是这样救济来获得成就感。乡长说,好,那我们怎么解决?

我们当时刚好了解到在拉市乡附近有一个太安乡。这个太安乡有国际马铃薯子种的一个试验田,实际上当时规模不大,现在你们要去太安乡的话到处都是种子,因为他们以生产土豆种子为主业了。

当时我们就从那儿买回来一些种子,让老百姓在三月种下。八九月份的时候,老百姓说不得了了,不得了了,这个土豆很大很大,在家里面都堆得满满的,连门都开不了了。

过去的土豆每亩大概是不到1000斤,现在这个土豆是5000到6000斤。他们连从地里面把土豆背回家的力量都没有了。

乡长知道了以后,说这下子我找回了成就感,找回了自信。而且这个时候他是真正地获得了老百姓的支持。

饥荒问题解决了以后,老百姓的身板子也硬了。但是这时候老百姓说,那么多土豆,应该卖,但是我们怎么拿出去卖呢?老百姓觉得这时候公路是必须要修的了。

修路,我们取了一个名字 ,叫“让乡长亮瞎眼的路”。这个路实际上是非常艰难的。每一户彝族承包100米,这100米不是一般的100米,实际上是在悬崖峭壁上的100米。非常艰难。我们在乐施会争取了些钱,在县里面争取了些钱,最后来支持他们修这条路。

一年之后,突然接到电话,说他们要开通车典礼。我们就马上告诉乡里,要把乡里的官员请到山上去。乡里来了个新的乡长,说你怎么会相信他们呢,他们有钱就喝酒了,我才不相信他们能修路呢。

但是我们还是把这个乡长拽上去了。虽然那条路很颠簸,但乡长的确看到这个路还是通了。但是让他亮瞎眼的是彝族把他的领导都请到了这个山上,有副市长、副县长,这些都是彝族的头人。这时候他就服了。

但是山上还有一段比较艰难的路还没有通。副市长说我代表市里愿意出点钱,副县长也说我们代表县里也出点钱。乡长没有办法了,就说我代表乡里面全力地支持彝族把路修通。

当时修这条路没有任何机械,挖土机、推土机什么的都没有。那个时候也是十多年前了,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东西。全村的人没有一个手上是完好的,都是血泡。那些石头都是几吨几十吨,那么大的石头怎么能够挖起来运走,我当时在跟他们劳动的时候都非常非常地绝望。坚持了一天我就走了。

但是这些彝族一天天地坚持,一直坚持了一年,这条21公里的山路最后通车了。

除了修路,对山上的老百姓来说,防灾减灾的规划也至关重要。2008年,拉市海遭受了一次有史以来最大的风灾和雪灾。我们知道2008年南方是大雪灾,在拉市海山上也是一样的,几乎半个村子的屋顶都被大风给掀走了。这是我们在给老百姓送救济款。

这样的事实际上很简单,而且这样的事往往政府官员是愿意做的。我们知道泰国有一个英拉总理,人们就叫她灾害政治家。她平常可能做不了什么事,一到发大水的时候她就坐一个小船给大家发米发钱。所以在电视上面她是一个多么亲民的形象,最后在大选的时候就可以获得选票。这叫作灾害政治学。

其实我们民间组织是不愿意做这样的事的。我们做的是防灾减灾的规划以及减灾项目。往往人们对灾害救济感兴趣,因为那个出镜率高。但是我们在做这样的事的时候根本没有人看,你去找钱也找不到。别人说你这个有什么新闻价值啊?没有。

但是我们认为老百姓、穷人,遇到灾就更穷了,脱贫的遇到灾又返贫。灾害管理,在农村在贫困地区是多么的重要。

我们依然是带着大白纸,让八个社的彝族都集中在一起——当然是他们的代表。每个社都要画这样的一张图,叫作社区图。把历史上发生过灾害的时间和地点都标志在这个图上,这个图实际上就是一个灾害管理的图。

我们知道有些灾害在地质上会重复的,有些灾害在时间上也会重复的,它有个时间规律。这样老百姓就实实在在地看到哪些地方有灾害的隐患,比如说有泥石流,有洪沟。同时他们也知道几年前发生过这样的灾害,这个灾害离我们不远。

这时候有个老人说了一句,声音很小,平常也不敢说话。他说我40年前经历了一次旱灾。水灾来了,短期就过了。但是旱灾来了就不好过了。当时很多牲口都死了,人也都逃离了。

2008年云南还没有旱灾,我们感觉到既然他这么说了,这个地方一定会有旱灾。我们就争取了几个基金会的资金,给他们修水窖。每一个村要修一到两个水窖,每一个水窖大概是20立方,基本上够村子使用至少10天。

2009年我们刚把这个水窖修好,云南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一发生就延续了五年。这个村子刚好修好了水窖,因此旱灾对他们没有什么影响。国家民政部感到非常惊奇,说你们怎么有这样的预见性。民政部在2012年嘉奖了他们,并且把这个村子作为全国减灾示范村。

其实就是一件小事,其实也就是那么很低声低语的一个提醒,最后他们躲过了这样一个非常严重的灾害。

现在在我们逐渐撤出的过程中,当地的流域小组已经能够独立管理项目,讨论自己村庄的发展计划,有社区决策能力;他们也有了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和能力,种植、养殖、外出打工、生态旅游,种种方式都可以选择,都可以去实现自己对幸福的理解。

最后我还是要说一个故事。在太平洋的一些小岛上有一些原住民,这些原住民有很奇怪的一些社会制度和婚姻关系,有很多人类学学者到那儿去调查,产生了诸多人类学博士。

但是一百年以后,人们就发现这个岛依然还是这个岛,这些人依然还是赤身裸体,那么贫困。产生了那么多的博士,却没有对这个岛产生任何积极的影响。这些博士在研究的时候,难道它的价值就是继续维持它这种贫困,不发展不发达?

也有一些人类学家说,当你不知道你的行为有好结果还是坏结果的时候,你不要碰它。

我们的确知道现在有很多的发展是GDP导向的,也有一些发展是政绩导向的,甚至还有一些是外来资本要开发当地的资源,强加给当地的一些发展。这些发展都无视老百姓、少数民族的文化,他们的尊严以及他们的决策权。

人类学就在两个极端中摸索,能不能有一个人类学能够帮助原住民发展得更好,而且在发展中又能够很好地保护原住民的文化和他们的尊严?

拉市海项目我们也在这样地探索。我们希望拉市海老百姓能够有自己的选择,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协助者。我们也希望他们有真正的一种选择:他们可以选择多一点发展、少一点保护,或者多一点保护、少一点发展,或者什么其他的选择,这些都应该有。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