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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忆燕京大学建校经过
更新日期:2016-05-10  | 访问量:

 

一、吵出来的燕京大学

1918年年末,我受邀离开金陵神学院,去北京创立一所新的联合大学。我当时本想一拒了之,因为神学院的工作做得很开心。教学和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对课题有了真正的主导权,还有几个文学项目也在筹办之中,不想就此离开。

北京当时有两所小宣教学院,一个名为汇文,英文叫北京大学(Peking University)(隶属卫理公会),一个是坐落于北京通州郊区的华北协和大学(隶属长老会和公理会)。1900年义和团动乱后,这两所学院一直想联合起来。后来两方终于采取行动,在城东南角占下了一片临时准备的地方,一直通到老卫理公会学校的背后。当时还有一些问题没有决定下来,尤其是合并后的名字,两方对此都特别在意。如果这些分歧无法弥合,不能重新来过,那要在北京创建一个强有力的基督教大学也只是痴人说梦罢了。

汇文大学堂董事会有位成员是退休教士,家住在西雅图,当时从北京回到了南京,住在我家里。他问我是否愿意考虑当这个新大学的校长。我对他讲,我确已准备好尽全力在中国传教,但由于以往从未有过管理学校的经验,所以无法胜任,何况现在的工作也甚合我意,劝他还是另寻高人的好。他立刻告诉我说,此次他北京之行就是要化解两所小学院之间的僵局,且希望能找个“带头人”,巩固住两方的联盟,起个领导的作用。

几星期后,我收到了正式的聘书,邀我去做北京大学指上文提到的“汇文大学堂”,而非国立北京大学的校长。身边的朋友都觉得,对于这种费力不讨好的差事我还是别去掺和的好,只有海瑞.卢斯海瑞(卢斯系20世纪前期著名在华传教士,也是美国《时代周刊》创始人亨利)的父亲(Harry W. Luce)博士警告我,一定要在应聘之前仔细审查一下经济方面的情况。在我之前,北京那边其实已请过很多人,双方都同意一个原则,即校长绝不能是本地人、局外人。至少这一条我还是符合的。此事让我想起昔日决定是否做传教士时的困境,所以这次我也打算用同样的方法考虑。几星期过去了,双方都督促我尽快决定。尽管我当时仍然不是特别想去,但还是应允他们会去北京调查一下情况。后来我曾数度试图抽身,最终还是被迫动身北上。

1919年1月31日我到了北京,顶着冰冷刺骨的西北风一路来到了位于城北的长老会教会。刚到目的地,我就意识到双方之间的矛盾原来比我之前想象的还要尖锐。汇文的一个毕业生代表团跟我说,不管两校合并后英文名叫什么,中文名称必须叫“汇文”,否则坚决不承认其母校地位。面对着对方一脸的严肃,我不得不又跑去征求另一方的意见。结果发现另一方什么名字都能接受,就是不要叫汇文。如果最后真的敢叫汇文,就干脆在通州把所有的毕业证书堆在一起点篝火烧掉,象征他们的母校从此灰飞烟灭。我会见的两方人员均是各自的领导人物,亦都是有头有脸的传教士。从这些人的态度中,我能看到反对联合的情绪是多么的高涨,也体会到了中国人要“面子”的文化。当时将汇文的英文校名定为“北京大学”(Peking University)的刘海澜时任汇文校长。(H. H. Lowry)博士一步都不退让,坚持要把原来的名字继承下来,合并后的大学新址与汇文接壤。但另一方无论如何都不接受汇文这个中文名字。

当年有另外一所大学一直吸引着我的注意力:在清王朝土崩瓦解后的中国,当传教士为机构名称吵得不可开交时,一个中英文都叫“北京大学”的官方大学诞生并迅速发展壮大,不但全国上下人人皆知,名声甚至远播海外。蔡元培校长曾位居翰林院庶士,在欧洲留过学,他把北大办得出类拔萃。众多有西方教育背景的学者慕名而来,其中最著名的就要算胡适博士。北大人出版书籍报刊,宣传进步革新,吸引年轻学子虔诚拜读。北大的氛围,就像当时一部刊物的名字一样,呈现出一片“文化复兴”(原文为“renaissance”,指1919年前后以北京大学为中心而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在此,司徒雷登借用了英文中“文艺复兴”这个词)的态势。我虽远在南京,却也始终怀着极大的热情关注着这场启蒙运动。那两个布道会本来刚开始只是在内部争吵而已,到后来,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小学院却非要给自己安上北京大学这个名字,真是无比荒谬。这名字明明是属于中国人的,是中国人自己将北京大学塑造为国家的知识发电机。

后来,我同由清一色的外国人组成的理事会见面,跟他们说:只要争议在内部解决不了,我便无法做出去留的决定。他们也明白了我的意思,遂为每一方任命了十个人作为代表,五个外国人加五个中国人,共同来进行协商。他们要求我做主席,也是唯一的中立人士。双方为命名和其他问题猛吵了三天,有一次吵到连吃午饭都顾不上,还有一天直到半夜还未罢休。我一直仔细聆听,清楚地看到:尽管双方都迫切想要找到一个解决方案,但由于那些代表早已对自己人做出了太多承诺,且与对方矛盾太多,又缠在党同伐异的心态中无法自拔,因此谈判过程举步维艰。我也很明白,如果闹到这步田地之后我仍一走了之,那他们会受到很大的打击,再也打不起精神继续走下去了。另外,那时,我脑海中也出现了一个基督教大学的雏形,在这个古老迷人的城市、在中国的文化和政治中心广纳良才,自由地实行新政策,进行改革。

第四天早上醒来时我一下恍然大悟,用犹太人的话来说,就像耶和华显灵一样。我意识到自己有责任来承担这个职位,因为我是这些人唯一的希望,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其实争论的那些东西原本只是细微末节,远未达到无法解决的程度,但他们已经把自己逼得进退维谷,凭自身的力量根本无力解决问题,而且在北京,我们也需要一所大学来担起传教的大任。神终于响应了我的祈祷。当这些人再一次聚集时,我主动提出,如果他们真的愿意让我来领导,那我乐意效劳。我建议他们选出一个由外国人和中国人组成的委员会,一定要不偏不倚,在每一个争论的问题上拍板,所有人都应遵从这最后的决定。他们欣然同意。会议的气氛轻松了很多,这些人也做回了往日亲密的好友和同事,毕竟这才是他们一直以来真正的样子。

然而,这个委员会的方案还是受到了中国人妥协文化的影响。他们提议某一边做出一些让步,另一边让多一些,依此类推,结果最后又陷回了原来的沼泽地。我当时已经回到南京等待消息,理事会的一些成员和一些不在那大学工作的朋友全都给我发了电报,敦促我一刻也不要延误,尽快再赶到北京去。当时是3月,我第一次尝到了早春沙尘的滋味。北京人想必也是这样的吧,正欣赏着初春的明媚阳光,忽而又被从戈壁沙漠吹来的尘土打个灰头土脸。

我又一次同沮丧的理事会见面,跟他们说我认为目前有三种解决方案:一、重新启动委员会那个方案,这次必须要遵从一开始就定下的规矩;二、干脆不要合并算了;三、做出牺牲,放弃各自那些固执的坚持,从新大学的福祉出发考虑问题。要是这次会议仍不能解决问题,那我可是无能为力了。亲爱的刘海澜博士站起身来,老泪纵横地说,他一是受够了委员会中无休止的吵闹,二是根本无法接受取消合并计划。之前他可能是最顽固的人,但他现在却把自己把所有的顾忌都摆上桌面,让大家处置。

他一做出这个举动,其他人也纷纷效仿,之前看似根本无法解决的矛盾很快就化解了。双方都同意会议召开期间仍使用现在的中文名,之后由我负责取一个新名字。诚静诒博士(Dr. Cheng Chin yi,几乎是20世纪最优秀的华人基督徒领袖)提出了“燕京”这个美丽的名字,这个诗意盎然的词汇不但象征着古代燕国的首都,而且在中文语境中指代的就是北京。这个词不管是英文还是中文形式都很快得到了所有人的一致赞赏。整件事情说明,建立一个联合机构是多么的困难,而一旦成功创立,就会立刻带来巨大的收益。

所有的矛盾都轻松化解后,我也正式宣布就职,不过还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需要重新考虑选址的问题,但不要受历史的牵绊。二是我不应当负责财政方面的事务。当时我还觉得这步走得挺聪明,挺有原创性,谁知后来发现这其实是国际通行的标准程序,每个私营美国机构的新上任领导都要遵守。不过在什么时候这都是一招傻棋。我第二次来北京,是在海瑞.卢斯博士的陪同之下。我对董事会提议让他来做副校长,负责财务事宜。此前山东齐鲁大学(Cheeloo University)新建时,就是他出色地领导了筹备资金的工作,在燕京大学这件事上他和我也怀有相同的期望。

二、燕京大学一贫如洗

我们当时几乎一无所有,只有对未来无限前景的憧憬。金库中空空如也,四个布道会董事会分会之前各拨出了5万美元作为基建投资之用,但把地方买下来、再整顿修理后,钱也早已花光。从一开始,我就特别讨厌把校址选在那么个鬼地方。现在开支的预算尽管很小,但也是收入的两倍。学生人数不到一百,大多数人还根本不是上大学的好料子。合并后只有两个中国教师留了下来,李荣芳博士(Dr. J. F. Li)和陈在新博士(Dr. Chen Tsai hsin)。外方师资队伍中也有很多人尚无从事大学教育的资格。因为之前根本没人规划过、甚至没考虑过如何进一步筹集资金,如何进一步发展等等问题,所以不管是在北京还是在纽约,大家都吵得不可开交。最后,就我本身来说,我对教育管理一窍不通,在华北人生地不熟,该和谁合作根本没有个概念。原来在南京的工作多轻松,不用麻烦去管理别人,一天就绕着喜欢的题目做喜欢的研究。作为传教士出身的我,职业轨迹居然一步一步远离传教事业而去。首先放弃教士的工作去教书,现在又扔了教鞭去管理个大学!在人生这新一章的旅途中,到底会有多少信念支撑着我,我又会有多大程度上是在莽撞得冒傻气呢?

一方面,我接手的这所大学一贫如洗;另一方面,其他人都似一副漠不关心的模样。本地人正按自己的想法忙着拿建设补助金去买地、装修房子。而我很快发现董事会主要是由几个学校的布道会董事会成员构成的,代表着各自教派的利益,没人愿意担起筹集资金的责任。就在这一片黑暗之中,海瑞.卢斯博士可以算得上是一丝曙光。理事会批准他成为副校长,但在纽约的董事会却反对。我给纽约回了封信,附上一封辞呈以示威胁,但对方仍然不批准,连个建议都不给。我就把所有的理事都叫去北戴河,把我和纽约来往的信件拿给大家看。理事会立刻写了一封紧急推荐信寄往纽约,最后董事会终于妥协了!

卢斯博士马上动身前往美国,去全国各地奔波,拜访之前的旧友,再通过旧友们搭建新的人际网络。这大学根本还默默无闻,连地点都没选好,而他却拉下面子去朝别人要盖房子的钱。他在给我的信中不停抱怨,这才是最大的障碍,这过程“就好像在水底给码头打地基一样”。

三、选址

北京这边,我们已经协议好在城外找个地方做校址,但距离城墙不能超过一英里。这个方案在施行时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过去数百年中,外地省份的官员进驻北京后,要为家人寻觅安葬之地,所以经常会在城墙外找。结果北京城墙外一圈遍野都是私家的墓地,很多地方已经荒芜破败,根本不知道到底是谁的坟。每一次我们想挑一大片土地来当校址,都无一例外会撞上不知是谁家的坟头。中国文化是极其反对刨坟掘墓的,所以这个方案也基本上半截入土了。

走路、骑驴、骑自行车,我们把北京周围全转遍了,还是找不到一片合适的地方。有一天,几个朋友把我叫到清华学校玩,有个人跟我说:“你买我们对面那片地不就行了?”我闻言跑到通往颐和园的大路上看了看,那地方离北京城差不多5英里,不过因为有一条大路直通,所以比之前考虑过的那些近处其实交通要更方便一些。而且这地方也相当不错。这里地处著名的西山脚下,山坡上耸立着许多美轮美奂的庙宇楼阁,向后世讲述着中国悠久辉煌的历史。这里曾经是某清朝王爷的花园,不过现在已改为陕西省长(此处司徒雷登叙述有误,陈树藩当时任陕西督军,而非省长。在后文中又有说明。陈树藩陈树藩(1885~1949),字柏森(柏生),陕西安康人,民国时期曾任陕西督军。)的消夏别院和宗祠。我们认识一个官员,他说会想想办法帮着把地方弄下来。后来,理事会和董事会都先后批准在这里建校的决定。第二年夏天我亲自跑去陕西,拜访了陈省长。省长很热情,把那块地界以6万大洋的价格卖给了我们,还拿出付款的三分之一来作为奖学金。最开始买的是一整片地,40英亩大,不过后来我们慢慢把临近的那些年久失修的花圃和空地也都揽了进来,最后的面积是刚开始的四倍还要大。

从开始策划时,我们就决定教学楼的风格应当融合中国古典韵致和现代元素。外部雕梁画栋,青砖朱瓦,内部则用加固水泥修建,照明、取暖和管道等现代设施一应俱全。这样一来,楼宇本身就可以象征我们教学的目的:保留住中华文化中最有价值的瑰宝。校园内最夺目的建筑,要算一座十三层的宝塔了,水塔最后就嵌在内部。老花园的外形得到了恢复,又加上了些我们自己的设计,比如把附近废墟中的玉砌雕栏搬过来,在几个风景格外雅致的地方还盖了些小亭子其中之一至今仍在北京大学校园内,名为“思义亭”。海瑞.卢斯(Harry Luce)曾被旧译为“路思义”,此亭因此而得名。后来填的湖心岛就是其中一项工程,由海瑞.卢斯博士的儿子亨利.卢斯(Henry R. Luce)(亨利.卢斯(1898~1967),生于中国,美国《时代》周刊的创始人,他的新闻理念对20世纪美国新闻业产生了颠覆性的、深远的影响)为了纪念父亲所建。此外,还有一座声音洪亮的大钟,时至今日仍然能响彻校园。后来几十年内,无数游客都跟我们夸燕大,说它拥有全世界最美丽的校园,这样的恭维话听多了,连我们自己都有点相信了。有了如此迷人的风景,学生对大学的感情又增添了一分,也更加理解其国际化的理想。至少在这一点上,现实竟然比我的梦想还要美丽。

四、“乞讨”之旅

然而我也渐渐明白,梦想是昂贵的。卢斯博士在美国到处漂流,无依无靠,筹来的资金连路费都补不足,处境极为凄惨。

1921年,芝加哥大学的恩内斯特.伯顿(Ernest D. Burton)教授率领一个教育委员会访问中国,代表教会的董事会来考察中国的基督教传教情况,并做出适当的评估和推荐。当时要求三名中国人和三个传教士来协同他们执行工作,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张伯苓(1876~1951),名寿春,生于天津。他是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创办南开大学并亲任校长30年)博士(Dr. Chang Po Ling)是中方人员之一,而我则作为外方传教士代表共同前往。我们走遍了中国大江南北,最后发表了一份极其翔实的报告,阐述了基督教学院、中学和神学教育的宗旨,还为全中国的基督教教育制定了一个整体的规划。

1922年时,我应邀去美国向教会提交此报告。就在这次旅途中,我第一次见到了燕京大学的董事会。见面后的那种大失所望之感,在我一生中都甚少遇见。成员们纷纷进场时,我听到有个人在嘲笑另一个人,原因是:这两个人参加了好多个类似的董事会,那另一个人都搞不清楚现在这会到底是哪个了。之后的事情,简而言之:有人辞职,有人燃起了激情,董事会又大度地鼓励我提名了一些官员,不久之后,董事会成员士气和干劲全都提了上来,展现出了高昂的合作精神。

不过,当时第一次去时前景还是很黯淡的。卢斯博士不知疲倦地游说,为燕京大学赢得了众多的潜在赞助人。他广交好友,缔造了坚实的人际网络,使后继者受益匪浅。可是,尽管他疏通了各方关系,却并没有现金涌入。有一天晚上,在威廉.亚当斯.布朗(William Adams Brown)博士家做客时,我偶然听到君士坦丁堡女子学院(Women s College of Constantinople)一位老师和布朗博士的儿子约翰谈起了通过专业公司筹款的问题。回去的路上,我忽然觉得这正是我一直要寻找的答案。董事会对这个建议有些疑虑。有人问我启动基金从哪里来,还有人抱怨说不应当把传教也商业化,而且我找的那家名为“坦布林与布朗”(Tamblyn and Brown)的公司以前也从来没有做过美国海外的生意。不过除此之外,谁也提不出更好的建议来,最终我们和那公司签下了合同。

公司特别指明要我参与。他们凭以往经验得知,美国客户有个特殊的心理特点,即一定要和机构的领导直接打交道。所以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我往返于北京和纽约之间,大部分时间都在美国度过,一边投身于一个不太适合我的项目,另一边却又顾不上本来应做的工作。日本侵华之前,我一共去了10次美国。我有一次从美国回来后跟同事说了一句话,他后来一直记着。我当时说的是:“每次看到个乞丐,我就不禁觉得自己和他都是丐帮的兄弟。”筹钱工作进展艰辛缓慢,而且所有钱都是美国公民主动捐献的,美国政府一分钱都没掏过。

坦布林与布朗公司采取了一个很巧妙的办法,它雇用了很多机灵的大学毕业生帮忙组织活动,而且全都是在幕后进行。卢斯博士、我、中国同事和燕京大学的人员去指定的某个城市,在各种场合发表演讲,不少地方也专门为我们举办了招待会,然后我们就分别去拜访那些分派到自己头上的人。这种方法的确奏效,第一期的效果非常明显,可惜还是未能达到预期目标,所以活动就干脆停止了。我到处询问他人这种筹钱的工作应当怎么做,最后决定还是用我自己“业余”的方法来的好。数年后和另外一家公司合作时,他们采用了一种更加直接的方法,把我和一位从大西部来的人一同送去波士顿筹集资金。那人干劲十足、热情洋溢。他的宗旨就是:若想拿到钱,唯一的办法就是去直接要。他带我拜访了众多波士顿社会名流,其中有些人我之前还认识。在所有人面前,他都使出浑身解数去推销,非要逼得对方掏钱不可。我对此种行为极为不齿,便一狠心离开了波士顿。不管大学多么需要钱,我也绝不要自己失格至此。

到处搭建关系、求人捐钱,这种工作真的不适合我;而且一天到晚都干这个,别的事情根本拿不出时间去做,我心中焦急万分。每次踏上“乞讨”的旅途,我都苦于一阵阵的神经性消化不良的煎熬,绕完一圈之后就又立刻好了。可话虽这么说,我也结交了很多真诚的朋友,亲历了不少很有趣的轶闻。当时我有两条原则:一、不管能否筹得资金,都要让对方成为我们大学和中国的朋友。第二条我从来都没有违背过,即从不过问资助者的钱是如何来的,但必须要事先协议好,资助者不能够对校方如何使用资金加以限制,同时也要对赠款的政策和意图有彻底的调查。这双管齐下的原则维护了我道德的准则,在我看来能够涵盖一切可能出现的具体问题。后来我在中国用类似的方法筹集资金时,这两条原则也使我受益匪浅。

筹集资金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如何平衡冒进和谨慎的关系。现在想想,我当时可能在这方面应更担忧一些。校园建设包括教学楼和教工宿舍,这些资金还都比较容易筹到,但毕竟要建设的还包括极其昂贵的电站等听上去就让人不感兴趣的东西。燕大的成绩越好,就越容易获得额外的资金。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要在财政上遵纪守法。整个问题之所以能得以解决,都是我们在审慎思考后做出一个又一个冒险的结果。

五、黄国安的加入

当时有一位名叫黄国安(K. A. Wee)的新加坡华人,家境殷实,年幼时就被带到美国,后来从俄亥俄卫理公会大学(Ohio Wesleyan University)毕业,又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了硕士。家人带他游历了美国和欧洲之后,准备叫他回国。但他本人却深深地迷上了美国人简单直率、勤奋努力的理念,想回到中国去做一番事业。家人威胁他说,若他不回新加坡,就要和他断绝关系。而他竟主动和家族切断了一切联系,依靠自己找工作谋生。就在节骨眼上,坦布林和布朗公司碰巧听说了这个人。正赶上公司要给一所中国大学启动一个基金项目,就把他招了进来,但当时谁都不清楚这人到底能发挥出什么作用。

与此同时,卫理公会海外布道会董事会已经决定在燕大的校园内修建一栋建筑用以纪念贝施福主教(J. W. Bashford)。此前,主教一直积极游说其所属的北华布道会加入到这所联合大学中来。那个新加坡华人在俄亥俄读大学时,贝施福就是他的校长。依据特定的程序,卫理公会教会在将某些特定领域筹得的额外款项拨出来修建纪念楼。反正黄国安当时也没有用武之地,我就让他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个项目上,拿着必要的单据去征得牧师们的签名,确保如果有额外的筹款,都会自动汇进这个账户。黄对这份工作满心欢喜。坐火车太费时间,他就向我恳求借一辆车来工作,我同意了。但很快,车就被他开坏了,叫公司恨得牙痒痒,不过钱倒是源源不断地涌了进来。我去为他求情申请新车,但前提是他对新车要加倍爱护。很快,卫理公会的总会就警觉起来,他们之前根本没预计到会有这么多的筹款从账户中白白流了出去。不过他们还是挺有诚信的,毕竟规定了一个上限,时间方面也有限制。黄向对方保证会在数目和时间上都谨慎处理。

随着期限一天天临近,黄又培养了另一名华人青年,接着又招来了一位美丽动人的女子来协助他。柯蒂斯出版公司(Curtis Publishing Company)的一名老总就曾专门拨出私人豪华轿车来帮助这位姑娘筹款。校园中心的施德楼原名“贝公楼”,其正式的英文名称应为“Bashford Hall”。此建筑即今日的北京大学办公楼。就在这海量的资助下建立起来了。黄因为超速驾驶共计被警察拦下五次,但每次警察看到一名华人为了某个主教四处奔波劳顿,都手一抬把他放了过去。这个艰苦卓绝的项目终于完成后,黄国安跟我说他整天都在向别人推销燕大,结果把自己也说动心了,非要留在燕大工作不可。当时只有体育系缺人,尽管他对这份差事没什么兴趣,却也同意开始做着试试看。今天回想起来,在我此生认识的所有华人中,他倒成了唯一一个做过美国大学棒球队教练的人。刚开始执教时,他大吃一惊地发现,中国人的队伍宁可半途退场也不要打输丢脸,如果某人的敌手被选为队长,这人就势必要让对方出些糗,破坏得分,以示报复。学生对体育精神的缺乏让他费劲了心思,他终于下定决心跟我说,他能为祖国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借助自己旅美的经历,在中国学生身上培养出竞技体育精神。由于他并没有接受过任何职业培训,于是请我把他放回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进修体育教育博士学位,我当时还真不知道有这么个学位。黄国安取得学位后回国,不仅在燕京培养出了崇高的体育精神,这种精神还在华北所有高校间比赛中得以全面展现。同时他还创建了体育教育系,培养了“燕京精神”。他的努力不单单提升了学生们的身体素质,也为校园生活指引出新的方向,涂抹上绚烂的色彩。

六、哈佛燕京学社

有件只可能在美国发生的所谓“工业性的轶事”为燕大带来了巨大的收益。当时在欧柏林大学(Oberlin College)有位化学教授正在进行一项实验,他对班上同学说,自己可能会发现一种轻金属产品,极富商业潜力。听到这个消息后,查尔斯.霍尔(Charles M. Hall)(查尔斯.霍尔(1863~1914),美国化学家,发明电解制铝法,从而使铝广泛用于工业)便着手将实验继续下去,生产出了铝。他用过的原始仪器现在就保存在欧柏林博物馆里面。在他的遗嘱中,除去许多个人的赠与外,他将其余财产的三分之一捐赠给了欧柏林,三分之一给了南方各州的一些学校,三分之一送给美国人在亚洲或巴尔干半岛开设的高等教育学院。他两名挚友负责遗嘱的执行情况,一位是美国铝公司(Aluminum Company of America)的总裁,另一位是他的一名法律顾问。各种各样的人不管有事没事都想去登门拜访,但难就难在这俩人几乎谁都不见。

海瑞·卢斯博士凭借锲而不舍的韧劲和充满热情的善意,最终敲开了法律顾问的大门。他安排我同他与总裁亚瑟·戴维斯(Arthur V. Davis)先生一起在纽约共进午餐。在饭桌上,戴维斯先生对我提出了各种刁钻刻薄的问题,不过我心里清楚他不过是在仔细评估我罢了。折磨之下,我紧张得连盘子里的食物都看不到,一心惦记着自己的理想就要在对方手心里捏碎。问题都问完,我已经大汗淋漓。戴维斯先生最后说:“我下午要去波士顿,不过先告诉你,我和同事站在一起(他说的是约翰逊先生,如果戴维斯先生能被我说服,约翰逊先生会同意拿出50万美元)。不过别让你手底下的人再来烦我们。你现在回去,盖一所值得人捐赠的大学,时机成熟时我们会帮忙的。再见。”一年多之后,当我再次见到约翰逊先生时,他说:“我们决定给你100万。你所做的一切我们都亲眼目睹,现在我给你双倍的钱。”我当时兴奋得差点抽搐起来。后来我又大胆向他们提出升到150万,当他们觉得理由充分最终同意时,我又一次心花怒放。

他们在亚洲各地都捐助过之后,现在账面上仍然还有多达450万的财产,不过其中一半并没有给付股利。两人给我发来电报咨询,讨论怎样能够把尚未分配的那些钱处理掉。让我极为感兴趣的是,一个美国商业巨擘,一个精打细算的大企业律师,居然想出了个主意,要建立起一座机构,运用美国研究出来的适用于海外科研的仪器和科技方法,帮助中国人钻研自己的文化,同时也要帮助美国人学习中国文化,将知识传播到远在地球另一头的国人中去。他俩后来坦白说,其实他们对此也心中没数,不过主意的确是他们俩最开始想出的。哈佛商务管理学院(Harvard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的院长东翰(Donham)一直想赢取霍尔基金的捐助,却始终没有成功。他碰巧是律师约翰逊先生的大学同学,所以他们让我去哈佛,和那里的人探讨一下哈佛方的想法。哈佛校方非常大度,同意将哈佛这个享誉世界的名字同一个远在中国的名不见经传的传教大学写在一起。专为中国研究设立的哈佛燕京学社就这样成型了。在这件事上,戴维斯和约翰逊基本都听东翰的。东翰他原来是银行家,所以三个人话语很投机。东翰在不知不觉间对燕京大学这个新生事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他作为董事会主席做出了多年积极的贡献。和燕大其他的优势结合在一起,哈佛燕京学社将我们的中国研究升华为纯中国文化机构的最高标准。

董事会的财务总管是麦克布瑞尔(E. M. McBrier)先生。筹款刚开始的时候,我去他位于伍尔沃斯大厦(Woolworth Building)的寓所拜访他。他一见面就张口说道:“你来是为了要借钱吧。”

“不是,”我回答道,“借款的事宜我都留给董事去做了。我这次来是为了件更私人的事情,我希望您能辞掉董事会的职位。” 麦克布瑞尔先生当即就愣住了。我又继续说道:“让我先解释一下。您显然对这个项目不感兴趣,和您所从事的其他事务一比就看出来了。那何不干脆甩掉这包袱呢?”

“你有什么证据说我没兴趣?” 麦克布瑞尔先生问道。

“凭您现在的权力,想给谁钱都绝对没问题,但迄今为止,您只为海瑞.卢斯掏过260美元买火车票,除此之外,没有给燕大一分钱。您是董事会的财政总管,应当很清楚我们现在多么需要资金,所以我认为,您实际上并不在乎我们这学校办成什么样。我不是在责怪您,只是劝您应当把这担子交给其他的人,而您,关注您更感兴趣的东西去吧。”

麦克布瑞尔先生一开始脸都青了,不停地在椅子中扭动,激动地谈论他其他方面需要照顾的事情。但最终他对我宣布:“我向你保证,我一定会用实际行动让你相信我很关心这学校,否则我绝对辞职。”

就在我即将启程回中国时,他给我寄来了一封信,承诺拨款10万美元,并希望能够即刻建造一座大楼。我还以为这意味着他改变计划了,但他答道:“不是。这只是额外的。”好几次他同我交谈时,都会提到董事会的其他几名成员:“你都来找我谈过了,为什么不去拜访一下他们呢?”

前面说的这么多,都是好消息。其实在筹款的途中,也遇到了大大小小让人沮丧万分的困难。筹集资金这个过程极为无聊,还一天到晚吃闭门羹。我一路上曾对许多人抱有很大的希望,但这些人不是后来失去了兴趣,就是变得穷困潦倒,要么就是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与我翻脸。这种高级乞讨最让人着急的地方,就是尽管我用友善的态度将潜在的捐助人吸引过来,但这种友谊却迟迟不能化为实际的款项。比如,通过傅泾波(傅泾波(1900~1988),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从1920年开始担任司徒雷登的私人助手,长期伴随司徒雷登左右。晚年移居美国。司徒雷登卸职后健康状况恶劣,一直和傅泾波生活在一起.)的关系,我借助他所属的一个政府布道会认识了亨利.福特亨利(福特(1863~1947),美国著名企业家,福特汽车公司的创始人。)、艾得索.福特父子。每次我到底特律,父子俩都邀请我共进午餐,询问大学方面的具体问题。任何一所美国大学的校长都对我嫉妒万分,换成他们的话可能早就向福特家提出资金的请求。但当时直觉告诉我,如果对方不主动提出来,即便我真的恳求,他们很可能也会婉拒的。

同有钱人接触多了,我也逐渐成了个洞悉富人怪癖的行家里手。不过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官员打交道真的是件幸事,只要理由充足,项目值得赞助,与对方的理念相符,筹款就完全没有问题。对方和我会面时总是彬彬有礼,对我们的苦衷和需求十分体谅。我多次拜访过基金会,每次亲眼目睹内部的工作模式后,都愈发敬佩他们,由衷欣赏基金会的基本理念和执行方式。

首先在美国,然后在中国,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我们终于筹得了丰厚的资金,盖起了教学楼,购买了设备,持续上涨的维修和教学成本也有了着落。到1937年时,燕京大学的捐赠基金已经达到了250万美元。

七、学校教育的成果

为了要建一所理想中的大学,我采取了四管齐下的策略:一要遵循基督教的宗旨;二要确立学术标准和职业课程;三要加强同中国社会的关系;赢得国际上的理解和善意;四要确保财政来源稳定和硬件设施齐全。第四点我在前面已经详细谈过了。

燕京大学是整个传教大工程中的一部分,其存在的使命不仅是为教会成员的子女提供教育,更关注于培训一些教会的职工。这个副业反倒成了它在中国土地上建立的唯一正当理由,也正是由于这个副业我们才有希望获得外部的资金援助。我希望大学坚定不移地维持基督教的氛围和影响,又希望它能够远离那种让人厌烦的说教行为。不应当强迫员工和学生参加礼拜和其他宗教活动,不应当对基督徒有照顾政策,拒绝信教的人也不应当受到歧视和惩罚。不管从哪一个方面来看,燕大都理应是一所真正的大学,无拘无束传授真理,而宗教信仰的表达则只应当是私人的事情。不过在选择教职员工时,校方往往通过提供设备和便利政策的方式,来创造条件帮助学生主动参与宗教事务。因为如果没有一群积极的基督教学生做为骨干,燕大又如何自命为基督教大学呢?无论是在校园内,还是在社会上,不管别人对基督教持什么态度,在他们眼中燕京大学都是基督教学校的表率。我们想让大家看到,正规的大学标准和公开的基督教宗旨其实并不矛盾。当一个完善的机构内大多数人皈依基督教信仰时,便可以形成一种良好的集体文化,而在这样一所大学中可以看到,基督教能够造福所有不同信仰不同文化的人。

一所前所未有的教会大学已经建立了起来,第一步已经完成了。我觉得接下来可以借助基督教在日常生活中的事例大胆宣传,用这种方法传教布道。燕大的校园在这方面提供了宝贵的机会。燕大管理宗教生活的组织是燕京大学基督教会社,它拥有一个执行委员会,由教职员工、学生和工人代表组成。成为会员的条件只是要发誓遵循耶稣布道生活的方式,和申请人的具体宗教派别没有太大关系。这样做是有好处的,可以把宗教事务从大学管理系统中分离出去,又避免了在一个联合宗教机构中不同派别之间的争吵。谁希望举行特殊宗教活动,都可以自己去做,但同整个奖学金体系没有冲突。这种纯自愿性质的安排也得到了中方的肯定,因为如果这样一个庞大的教育项目光是用来宣扬宗教,可能会激起中国民众的反感。我们从中最大的收获,就是培养出了一种自发性和现实性的氛围。只有真正感兴趣的人才会参与,而且一旦加入他们就会把委员会当作头等大事。

我可以毫不谦虚地说,燕京的教学研究都是高标准高质量的,至于我本人在教学研究上则几乎什么都没干,我的职责就是尽量给教师以自由空间,让他们尽情发挥。话虽如此,我对所有教学计划的细节也都投入了极大的热忱。前面提到的中国研究系,在霍尔基金和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下取得了喜人的成果。另一方面,我也想改善一下英语的教学。要想让中国学生不为学各国外语急得焦头烂额,最好的方法就是让学生们将五花八门的西方知识引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去。燕京大学的学生基本上都是在双语环境下工作学习的。只要一进入大学,就应当有能力用英文或中文听课。教师自由选择用何种语言授课,来访学者的讲座也从来不配翻译。不过下面也总是有人因为听不懂而饱受折磨,所以和学生团体交谈时,我在讲台上时不时会有换个语言说话的念头。一切的努力,都是想让学生们灵活地掌握英汉交流。那些出国继续深造的学生都从这种训练中受益良多,出国之后只需在当地克服一点点语言障碍就行了。

相比之下,医学院就要成功得多,可算是本地传教联合项目的一个好例子。医学院名为北京协和医学院,在洛克菲勒基金会捐助之前就已经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另一个成功的例子是由露艾拉.麦纳(Luella Miner)小姐一手培养起来的华北协和女子大学(North China Union Women s College),它是中国第一个专为女性开办的高等教育机构。她们人数不多,质量也不是很高,但迈出了富有深远意义的一步,充分展现了麦纳小姐过人的远见和杰出的才能。我上任后几个月之内,校方就决定把它也包容进来,更名为燕京大学女部(Women s College of Yenching University)。合并的仪式由北京大学(Peking National University)的蔡元培校长主持,他在仪式上做了重要的发言。有人还打趣地把这次联合叫做婚礼。在日后男女合校的合作中,双方都相处得极为融洽。

我很高兴看到燕京的自然科学学院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西方19世纪的唯理论崇尚科学摒弃宗教,虽然很晚才传到中国来,但对中国的知识阶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燕大虽然是基督教大学,但老师们却不觉得宗教和科学之间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在从事科学研究时燕大就有了特殊的优势。自然科学学院和北京协和医学院结成了亲密的伙伴关系,我们的作用就相当于医学院预科,学生在医学院学满一年之后就能够获得理学士的学位。护士预科的课程也是这样安排的。北京协和医学院一开始希望吸收一些受过培训、英语水平良好的护士,但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认为,一个上过大学的女子,怎么还能继续去当听人使唤的“阿妈”?不过随着社会观念逐渐转变,我们也迎来了大批的优秀女子,白衣天使这个行业终于向中国女性敞开了大门。其实此前就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我们曾想要在工业化学学科下开设一门皮革鞣制课程,但又担心文人学者是否愿意去做体力活。皮革处理又脏又累,学生们愿不愿意去做?会不会觉得在同学面前丢脸?结果却发现这门课程很快就吸引了一大批优秀的学生。

燕大法学院的名字就来自普林斯顿大学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Princeton School of Public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其主要资金来源是普林斯顿 燕京基金会(Princeton Yenching Foundation) 一个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友会。基金会给我们带来的可不仅仅是资金,很多普林斯顿的教授和应届毕业生都会来燕大教上几年书,而我们的优秀学生也去普林斯顿进修博士学位,其中很多人学业有成后又回到了母校。学院的机构包括政治学系、经济学系和社会学系等等,对中国的现代化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可能当时民间和政府机构最想要的,就是我们社会科学院系培养出来的毕业生了。

我本人一直觉得,把美国四年制大学教育课程照搬到中国来是个错误,其中教会大学要负一部分责任。受中国的经济环境和其他因素决定,还是把高中的后两年和大学前两年揉在一起更好,之后的课程再进行不同程度的专业化。大多数学生没钱接受大学文科教育,所以很多上教会大学的人仅仅将之当成英语职业培训看待。不管怎样,我都始终在强调职业课程的重要性,同时尤其注意培养学生的基督教精神,竭力使职业训练适应社会需求。我前面已经做过一些介绍,其中一项很有希望的课程就是运用新兴科学技术振兴中国古代陶瓷工业,可惜的是,后来那些设备都让日军给毁了。我最热衷的科目可能要算新闻学了。董事会在清楚说明绝不负责筹资的前提下,终于允许我设立了新闻系,可能正是因为它前途未卜的命运才使我对其怜爱有加吧。当时在中国,报业的发展方兴未艾,报纸开始进入千家万户的生活。而新闻业在中国刚刚起步,高素质编辑和职业道德教育迫在眉睫。自打创办之始起,新闻系就一直是最热门的专业之一,每年录取人数可以和经济系相媲美彼时的燕大新闻系与美国一流的密苏里大学新闻系合作办学,执远东新闻学教育之牛耳。。在一段时期内,中央通讯社系中华民国的国家通讯社。在所有大国首都的常驻代表几乎都是这个系的毕业生,中国本土的报社中也可以随处看到我们学生的身影。

将日军从燕大赶走之后,我们的自然科学系也结出了极为可观的硕果。一些身在天津附近的中国领导人向我们提议,由他们全额出资在燕大开设工程学方面的课程。他们不需要那些国内外大学的工科毕业生,因为那些学生过于理论化,要求薪酬也很高。而他们一直关注着燕大的毕业生,迫切需要这样的人才 他们不但得有必需的技术知识,也要有在商业企业工作学习的意愿。最后,双方达成了协议,入学前两年,燕大学生要学习工程预科的课程,而在接下来三年内,每一年有半年在校园学习,另半年在工厂接受专家的指导。这门课迅速吸引了众多优秀的学生。但国民党失败之后,它也和众多其他课程一样被取消了。

因为我在神学院执教多年,因此自然希望能够在燕大开设一个宗教学院,就作为大学的直接下属机构,主要对象是大学生,且和其他院系一样也有严格的学术要求。大学教职员工中中国人的比例越来越高,幸运的是,其中一批相当出色的人才被我招进了宗教学院任教。他们的学术资历,无论放在中国任何一所大学中,都是“傲视群雄”的。我给这些教师以绝对的自由,在和中国文化和谐结合的基础上制定宗教仪式、起草教义布告等,让他们放手去创造中国基督教文学。老师们对这种无拘无束的自由十分欣赏,迸发出了光彩夺目的智慧火花。虽然他们更加注重选择西方的模式规范,而不是去大胆发明创新,但他们彼此之没有任何条条框框的限制,同时又怀有一种作为中国人的使命感,这对燕大的基督教宗旨十分宝贵,尤其丰富了我们校园的宗教生活。

八、燕大要成为“世界大学”

我来到北京后,脑袋里装了一大堆的想法,其中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这所新的大学必须要很好地融入中国社会,切断同西方的特殊关系,抵御一切外界因素的影响。我们不应当享受额外的保护,要和中国人平等共处,彼此分享交流。我觉得帝国主义和传教活动是可以分开,也应当分开的。学校事务无论巨细,外国人和中国人都应当有平等的发言权,大家要住一样的房子,邻里之间和睦相处。在当时,这种念头还是相当激进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燕大立刻就注册在教育部下面,接受其全权监管。但这些基本上还只是内部事务。我主动去和当权者打交道,并和很多大人物都成了朋友。他们不但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也为燕大捐赠了大量资金。周而复始,他们对燕大的兴趣越来越浓厚,我们也越来越成功地融入中国社会中去了。

借助美国广泛的资金渠道,大学已初具规模。而我则开始思忖着在中国也应当开展类似的宣传活动。一方面,公众对我们尚有疑虑,甚至有可能产生敌对情绪,而我们需要的却是中国人的理解和体谅,力求塑造亲善友好的关系;另一方面,我们也需着手开拓在中国的资金来源。在傅泾波的陪同下,我走遍了包括中国东北在内的全国各大区,几乎同政府所有高官都搭上了关系,也结识了教育、财政和工业界的诸多显赫人士。许多人不但成为我一生的挚友,也变成了燕大的老朋友。以前总有人觉得燕大只是一个外国人治理下的学府,不管其动机多么高尚,终归不是自己的。可经过我们的不懈努力之后,公众终于把燕京视为中国人自己的大学。

我原本的目标是希望中国人能够在教育、行政、宗教、财政和其他方面都起到越来越多的领导作用,使燕大最终成为一所中国大学,而把西方人建校的历史作为回忆保留下来。在燕大的中国人表现得异常出色,他们为了大学的宗旨和理想热情奋斗,使我的这一梦想很快成真。燕大的第一任校长是吴雷川(Wu Lei ch uan)先生,他是清末翰林,皈依了基督教,多年以来为人师表,在燕大无人不敬重,后来做了政府的教育部副部长。在中文里,他的职称是校长,而我则是“校务长”,但我的头衔英文名称没有变。后来,日军攻占了华北,几年之后,他也与世长辞。对日作战胜利后,理事会又推选了心理学系主任陆志韦博士(Dr. C. W. Luh)接替吴先生,我的头衔依然保留着,而我在南京当大使的那段时期按休假记。

我心里很明白,必须要让国际上对我校有更多的了解,继续稳定办下去,最终形成某种程度上的“世界村”。大学这个机构,应当成为世界性的中心。我们要巩固并扩大燕京的历史和现状基础,同其他国家交上朋友。我的一个梦想已经开始悄悄实现,但离真正开花结果还有漫漫征途要走:燕大在自身中国化的同时,也要更加深入、明确地走国际化的道路。

其实自呱呱坠地之日起,燕大走的就是这条道路。它出身于美国,建设资金除一小部分来自英国外,大部分都由美国人捐助。之所以要将它置于中国土地之上,目的就是要彻底、永久地将它转变为一座中国大学,而其自身的发展就是一部国际化进程的历史。除美国外,燕大也开始了同其他国家的接触。我们实验性地采用了牛津大学荣誉课程的辅导方法,即众所周知的“牛津现代经典”,并借此开拓了特殊的英国资金渠道。我们请来牛津大学前校长之子林迈可(Michael Lindsay)来指导整个项目,他之前也修习过这些课程。此举进一步增强了我们同英国的联系。从建校之初起,瑞士一个委员会就安排了王克私(Philippe De Vargas)博士及夫人在我校任职。法国政府创立了一个在巴黎进修研究生的奖学金项目,去那里研读的第一个燕大学生已经完成了四年的学习,准备回到母校继续效力。当时欧洲已经爆发了大战。德国政府也为燕大西方语言文学系提供资金支持,每年都会贡献一笔相当慷慨的拨款,我们也欣然接受,到1941年的秋天项目才终止。意大利政府同年春天为我们提供了八个名额的奖学金项目,负担学生在意大利的一切交通和住宿费用,资助其在该国任何正规大学选修任何科目。这边选出了八名学生,夜以继日地学习意大利语,本打算在夏天过去进修,但严峻的国际形势最终使这个项目化为了泡影。

我特别希望能够同日本和俄国也建立起同样的联系,但战争的爆发和国民党的失败使所有梦想都破灭了。尽管如此,我仍然坚信当初的道路是正确的。如若有一天燕大重新回到原来的轨道上,我希望它能同世界各国展开最为广泛的交流互访,重点放在日本和俄国,注重语言、文学和当代政治经济话题。这样可以帮助学生专门进修一门或多门外国文化,或按不同国家的方法来研究某一课题,与各国老师面对面地交流。

此举的最大益处,即是在整个校园内培养一种氛围,使学生在耳濡目染中拥有国际化的理念,并通过各种奖学金项目将各国志同道合的人汇集在一起,丰富和扩展燕大的校园生活。在燕大进行这种开拓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因为中国的道德哲学在世界所有文明中最为包罗万象。我的理想同中国彼时愈演愈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并不抵触,但我希望中国人民不要在列强的侵略剥削下深信狭隘的爱国主义是唯一救国之路。燕京大学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激发出学生无穷的活力,成为世界各国友好交流的象征,这个远大的理想当时并不是不可实现的。燕大的外国出身不应当被尘封在记忆之中,而应当成为它的一笔宝贵财富,帮助海外留学的中国学生将西方的优势介绍到中华大地上来。

九、以真理得自由而服务

我上任几个月后,便开始和郭察理(Charles Corbett)、博晨光郭察理系燕京大学物理教授,博晨光系燕京大学历史及宗教史教授。(Lucius Porter)商讨校训的事宜。我们都出生在中国,均坚信一所基督教大学应

题下了同样的箴言:“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自《约翰福音》第8章第32节。经过仔细讨论,我们最终决定把耶稣这两句圣言结合起来,以象征基督教的精华。“以真理得自由而服务”的校训便应运而生。

校训的理念迅速渗透到校园各个角落,升华了大学的精神,并出现在各种学生出版物、标志设计和广受欢迎的校歌之中。最让人欣慰的是,它也改变了每一个学生的理想和追求。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校训的宗旨明确了他们的人生哲学,学生们渴望能够将这种精神运用在实际生活之中,拿它作为标准去衡量自己和身边的人。有一些学生在和共产党相处之后回来,眼中迸发着激情,向我阐述他们是多么努力服务劳苦大众,用心去实践我们的校训。我所了解的所有其他大学校训中,还没有哪一个能够对它的学生产生如此重大而有力的影响。

十、同事间的友谊最可贵

在燕大的成长历程中,大学同事们一直热情地给予我希望和梦想,为我指明前进的方向。从燕京大学呱呱落地之日起,我们就是一个整体。亲密的战友情谊为我带来了无限的喜悦,是我一生最为宝贵的财富。有一次晚宴上,我听到小约翰.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 Jr.)先生谈论他父亲的一则轶事:别人问他成功的秘诀是什么,老先生回答道:“我的同事。”我初听到这故事时并不以为然,觉得有些矫情做作。但没过几年便恍然大悟,这真是一句金玉良言。若把洛克菲勒公司缩小到燕大的规模,我也可以真心真意地说出那句话。我真的希望书中能留出足够的地方感谢每一位同事,记录下他们为燕大共同的理想付出的心血和汗水。

首先必须要提到高厚德博士(Dr. H. S. Galt)。他不仅接受过神学教育,又是教育学的专家,做过华北协和大学的院长。不管是来华之前,还是在中国的时间,他都参加了众多的实践事务。在所有传教士当中,他中文口语和写作水平之高都是十分罕见的。所有大学活动他都积极参与,我频繁出差的空档都由他来全权负责。除有几年外,他连续担任土建委员会的主席,在建校初期这是一个尤其重要的职位。他的《燕京大学历史》不仅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文学修养,也表明他亲身参与了众多大学事务。可惜的是,尽管我和他共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却从未得到过相应的赞许和褒奖。他这人性情谨慎,趋于保守,喜欢严格遵循既定的规章制度,所以当我莽撞地提议某些异想天开的项目时,他总是会坚决反对。每出现一个新的提议,我们俩都会自动分成两个阵营,最后结果必须双方协议而成,避免走任何一个极端。我们互相尊重彼此的意见,尖锐的分歧丝毫也没有影响牢固的友谊。作为一个行政主管,能有这样一名睿智、无私、忠诚的同伴,我还能再索求什么呢?

这里同样也要感谢我的“发小”刘廷芳(Timothy Lew)。我北上任职时,就是他陪我从南京一直跋涉到北京的。他在圣约翰大学的预备学校学习期间,就拿下了所有的学术荣誉和演讲奖项,随后又在美国把外国学生能拿的奖励也几乎全部收于囊中。他分别在乔治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和协和神学院(纽约)就读,并按照他自己的“美国计划”在当地娶了一位女同学当新娘。尽管东南大学苦苦挽留,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回到了金陵神学院。我曾明确跟他讲,如果他能陪我北上“开疆辟土”,那我会再欢喜不过,但前提是他自己必须心甘情愿才行。神学院和东南大学实在想留他,分别拿出半日制的岗位来劝诱。但他最终还是决定陪我去北京,体现出中国人对朋友极强的忠义之气。很快,他就当上了燕大的宗教学院院长,开始招募在美国期间结识的同仁。他在文理学院(燕大当时另一个机构)也实施了同样的措施。面对着这样一群高素质的中国人才,他解释道:尽管大家都心怀疑虑,但燕大的确是一所教会学当融合宗教信仰、科学的精神和方法,以及求知的绝对自由。商讨期间有人提醒我们道,耶稣说过:“人本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自《马太福音》第20章第28节。我又想起了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在弗吉尼亚大学大门上的希腊文铭刻,1893年芝校,中国人和外国人应当平等共事,一起使这件前所未有的工程获得巨大的成功。建校初期,他不但协助学校物色人才,还出马邀请这些人才加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燕大的政策。刘博士后来又在中国基督教传播的过程中扮演了领导者的角色,但这已经是众人皆知的事情,我就不再赘述了。凭借热情洋溢的发言和卓越超群的中文功底,无论是在宗教集会中,还是在各种形式的活动上,他都是声名显赫的人物。在1948年去世之前的整整二十年内,他都是绝大多数国际基督教会议的显要贵宾。我之所以在这里提到他,不仅是因为我和他诚挚的友谊,也因为我们之间的纽带正是一个缩影,象征着自燕大成立之日起我和所有中国同仁之间的关系。不管对方何等学术背景,拥有何种能力,在学校有什么权力,我们之间都和睦友善,共同努力奋斗着。无论什么时候,无论和我有多少接触,我用来形容刘廷芳的话语都适用于在燕大任职的所有同事身上。

本文选自司徒雷登回忆录